学史经历 治史理念——访陈铁健先生

学者简介:陈铁健,笔名陈石之、陈涧、陈中、阮园、秦肃宁、吴寅年等,1934年生,祖籍浙江绍兴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,兼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会长、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、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博士和硕士通讯评论专家组成员；专业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,著有《重评<多余的话>》《论西路军》《半生多误陈独秀》《红军何以败走苏区?》《AB团肃反之“法理”依据与文化根源》等论文,及《瞿秋白传》《绿竹水南集》《书香人多姿》《寻真无悔———陈铁健八十文录》等著作,与李新主编《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》12卷本,与黄道炫合著《蒋介石与中国文化》等。

陈铁健老师秉承存真求实的治学原则,以深厚的学养和史学功底、独到的思想见解,确立了在史学界的地位。2016年春节前,我们采访了陈老师,具体内容整理如下,希望能给予史学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某些启发或借鉴。

采访者:陈老师,您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,您对那个年代最为深刻的记忆和感受是什么?

陈铁健:我1934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安达县。那一年是伪满洲国康德元年。伪满洲国当时处于日本控制之下。我小的时候,常看到日本鬼子抓人,连吃大米都会被抓起来。有一次,父亲单位丢了东西,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父亲抓走,又到家里来翻箱倒柜地找,当然什么也没找着。后来经侦察,是日本课长监守自盗,父亲无罪获释。但父亲在监狱里已被施刑。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,深感做亡国奴的悲哀。

采访者:您后来在学术上有这么高的造诣,是否与您幼时的家庭教育有关?

陈铁健:是的,我受家庭的熏陶很大。我上小学的时候,必须学日语。父母都有文化,常告诉我说:“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”。祖父和外祖父也都有学问,特别是外祖父,公开身份是安达县教育局局长,实际是国民党地下党员。每到寒暑假,我都去外祖父家,他教我写毛笔字。我至今还喜欢用毛笔写字,与他老人家的指导有很大关系。

采访者:您最初是怎样接触到中国近代史的?

陈铁健:1945年8月,苏联出兵中国东北,没几天日本关东军就完蛋了。1946年春,安达和平解放。1947年,我小学毕业,考了全县第一。县长姜克夫亲自颁奖,奖了三本书,其中一本是东北军政大学编的《中国近代史》。这本书我很喜欢,翻阅多遍,都翻烂了。它是我接触近代史研究的入门书。受这本书的影响,我日后经常买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看。

采访者:您中学期间的求学经历如何?是否遇到对您产生深刻影响、一生难以忘怀的老师?

陈铁健:小学毕业后我进入安达中学读书。中学时代,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。比如,有个讲授古文课的老师,是安达中学校长,他要求我们坚持写日记,每周要交给老师批阅,我的作文经常受到表扬。我以后学古文、写文章的基础就是从这时打下的。我从小学起就爱看武侠小说,在这位中学老师的影响下,我更喜欢文学了。《东北文艺》《人民文学》每期我都买,还找俄国与欧洲的文学名著看。安达中学图书馆的文学、历史方面的书,差不多被我翻遍了。我父亲这时在新华书店工作,也经常带新书给我看。

父亲的工作经常调动,先到哈尔滨,没多久又调到沈阳东北电业总局。这样,我就跟着转到沈阳第四中学继续读书,读初中三年级。

采访者:全国解放后,您的读书求学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?

陈铁健:我在四中刚念了半年书,1950年6月,朝鲜战争爆发,10月志愿军过江抗美援朝。这时候,几乎所有同学都报名参军,保家卫国。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报名,表达爱国心声,那时候大家爱国热情高涨,坚定响应党的号召。我也不能落后呀,也报了名。那一年,我16岁。

采访者:可敬可佩!您后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了吗?

陈铁健:哈哈!很可惜,由于身体瘦弱,我没能去朝鲜前线。顺便说个插曲,我父亲之所以给我取名叫“铁健”,是因为我小时候长得瘦弱,他希望我能强健如铁。前线没去成,但我被录取进入东北公安干部学校。进入公安干校的第一关是政治审查,极为严格。先学政治课,如辩证唯物主义、政治经济学等。老实说,一开始我听不明白。接着,迎来“忠诚老实”运动,全国机关都开展,每人都要交代从祖上几代以来的社会关系。这时候,我就讲了外祖父是国民党员(并没做什么坏事)的事。组织上进行了调查,认为属实。第二关是学习民警业务。最后一关是再次进行政审,不合格者退学,分配其他工作;被认为是最可靠的留下,参加秘密工作的专业学习。我通过最后的政审,留校学习。

采访者:毕业后,您从事什么工作?对您后来的研究有帮助吗?

陈铁健:1952年夏学习结束后,我被分到沈阳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,从事保密工作,在市里的秘密据点到处跑,搜集敌情。没多久,因为有点文字能力,我被调回政治保卫处办公室,专门写材料。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整理敌情历史,翻阅东北地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档案。其间,我还给领导当秘书,能看到的机密材料更多了,比如1954年中央处理高岗、饶漱石的会议记录、通报等。除此以外,我还经常参与研究专案,很忙,每天都熬夜。这个时期的经历,对我以后研究历史、观察社会都很有帮助。

采访者:您的文笔很好,这在学界是有共识的,您当年有没有考虑选择从事文学创作研究?

陈铁健:文学和历史我都喜欢,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文学。之所以没有从事文学工作而从事历史研究,这不是我个人能选择的。1955年,中央号召年轻干部考大学。我不愿在机关里一直坐下去,就想考。领导不同意,我就跟他磨,说:我才初中文化,需要提高,你放我去,学完后如果可能我再回来。最后,他同意给我一次机会,说:你考上就走,考不上以后不准再提这事。我突击背书一个月,考上了东北人民大学(后更名吉林大学)。由于我喜欢文学甚于历史,第一志愿报考的是中文系,但被调到历史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看中我的履历,觉得我政治上可靠,想让我担任年级支部书记(我1953年入党),就这样没有征求我的意见,暗地里把我调到了历史系。

采访者: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探索发展时期,大学期间有什么事情让您难以忘怀?

陈铁健:我就是个书呆子,哪适合当支部书记呀!既然组织要求,那就服从。这时候,我学历史很专注,不像有的同学从中文系调过来后不愿学,毕竟历史是冷门。大学就读了三年,还经历了“反右派”斗争。有的同学讲苏联红军在东北胡作非为,有的讲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的问题,都给打成“右派”,甚至受了20年的罪。我心里也觉着同学说的没错呀,只是没表达出来。作为支部书记,我反映过同学的言论,对此我深感愧疚。至今,当年被打成“右派”的6位同学已去世3位……。

采访者:大学毕业后,您就正式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了吧?请您谈谈自己最初是如何具体开展研究的。

陈铁健:1958年,我本应读大四,赶上“大跃进”,我们十位同学就提前毕业了。我和两位同学一起,被分配到新设的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的历史研究所。我负责东北现代史,研究东北抗联和东北党史,先搜集这方面史料,主要是做口述史,先后采访了周保中、冯仲云、钟子云、赵毅敏、李实等人。为了采访,我到处跑,他们中有的住在北京,我就到北京待了半年,找他们一位一位地谈,有的谈五六次。

1958年到1961年,我主要做两件事,除了采访外,就是到中央档案馆复制中共满洲省委文件。另外,1960年,东北三省各抽5个人到黑龙江省委党校,集中起来编写东北党史和抗日联军的历史。我被抽中到哈尔滨工作了一年,也主要是采访。

采访者:您后来从吉林来到北京,进入近代史所,期间经历如何?

陈铁健:1961年冬,我在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阅抄日伪战犯案卷,周末就到城里的近代史所找大学同学李义彬。他比我大3岁,今年85岁了。当时,他正参与李新主编的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》,负责资料工作。李义彬的办公室(兼宿舍)在东厂胡同原黎元洪总统官邸的八角亭,我周末去了之后,两张办公桌一拼,当作临时的床。这样,就与彭明(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、著名党史专家)见面了。彭明对我说:你能不能过来帮忙啊?一边工作,一边进修,主要是工作,你回长春说说。

于是,我回长春请示所长佟冬(时任吉林大学副校长)。佟所长曾在延安时期跟范老(范文澜)合作编写《中国通史简编》。听了我的想法之后,佟所长说:你去吧,跟范老学学,挺好。可是,副所长万九河(时任东北师大历史系主任)不太同意,毕竟东北史研究也需要人。我说:请你给我半年时间就行,去跟人家学学。他说:好吧,半年后你必须回来。就这样,我来到北京,成了李新牵头的编书组的临时成员。

采访者:我们想知道,您是如何成为李新老师的学生的?

陈铁健:我到编书组的时候,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》四卷本已写好了(1962年7月出版)。我接手的工作是征集中国现代史资料,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冷超老师一起负责抗日战争部分,到处查档案。另外,吴老(吴玉章)正在写回忆录,李新让我帮忙搜集辛亥革命的史料。

到1962年暑假,我该回吉林了,彭明希望我再延长进修半年。回长春后,我跟副所长万九河磨了半天,他勉强同意我延长半年。刚返回北京,见到彭明,他对我说:你赶快去李新那儿一趟。我匆匆忙忙到了铁狮子胡同李新家。李新说:我准备招一名研究生,读研究生收入会减少,你是单身,经济负担小些,我希望你能来。

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,我当时就答应了。李新说:你还是跟父母商量一下。当天我就赶往天津征求父母的意见。父母为我有继续深造的机会感到高兴,而且到北京后离他们也近了,可以常见面。第二天,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李新。经过考试,我就成了李新老师的研究生。

采访者:很羡慕您啊!这段学习经历对您日后的学术研究肯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吧?

陈铁健:是的。读研究生时期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。实际上,我的导师有两位:李新老师开列书目,要求我读古文、古代史和近现代史著作;黎澍老师要求我们这些研究生系统地阅读马列原著,指导我的政治理论学习。两位导师都要求写读书心得,每个月都得交给他们看,如果一时不能形成文字,就聊一聊。这三年(1962—1965年),特别是前两年,读的东西很专、很系统,多读书、勤思考、多练笔,为以后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。

采访者:三年研究生时光,您一直待在近代史所跟着李新、黎澍老师学习吗?

陈铁健:并不是这样的,1964年参加“四清”运动,学习就被打断了。秋天,我和所里全体成员到甘肃张掖参加“四清”。在张掖,印象最深刻的是生活条件非常艰苦。“四清”有个规定,不能吃老乡送的东西,我们被饿得够呛。当地老百姓都很穷,我所在的那个老乡家,五口人就一床被子,和衣而卧,棉衣都破得飞棉花。

我们在张掖参加“四清”半年多,该结束了,带队负责人提出把年轻人留下继续劳动锻炼。当时,我们所里这些人,都因营养不良患浮肿了,身上一按一个坑。所以,黎澍、李新、姜克夫等人坚决反对,说:万一饿死怎么办?争论了半天,最后决定到条件好些的山东黄县劳动。去之前,在北京停留了半个月。利用这个空闲,我结了婚,那年我31岁。

1965年5月底,我们来到山东黄县,多半在果园里劳动。劳动虽然很繁重,但田园生活很愉快,吃的也比张掖好,每顿饭都有咸鱼,身体慢慢恢复了。

采访者:“四清”结束回到所里,您参与什么工作?

陈铁健:在黄县劳动半年后,回到北京,我被分到李新任组长的通史组,协助范老修订《中国通史简编》。范老让我搜集近代思想史方面的资料。这项工作刚开个头就被迫停下了。姚文元批判《海瑞罢官》的文章发表后,所里气氛很紧张,大家都觉得来头不善,也没法安心学习研究了。副所长兼《历史研究》主编黎澍,想写一些批判吴晗的文章,以表示近代史所和《历史研究》紧跟形势。黎澍点名让我帮他写文章,李新也同意,我就去帮他写“表态文章”了。

近代史所藏有13封吴晗与胡适的通信,黎澍让我写一篇通信评注。刊物焦急地等待发稿,而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,最后竟上纲到“反革命”了。那一阵,我简直是疲于奔命,每一两天就要改写一道,送给黎澍阅改。这就是《历史研究》1966年第3期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《评注胡适吴晗通信》。

采访者:《评注胡适吴晗通信》发表后产生了社会影响,也引来批判之声和批斗运动,是这样吗?

陈铁健:是啊!没想到是引火烧身。6月3号早晨,我听广播,说的就是这篇文章。我越听越不对劲,原来是批判我们的,给出的罪名是:黎澍及其所在的近代史所垄断吴晗胡适档案材料,假批判,真包庇。当天的《人民日报》还发了社论和批判文章。批判文章是历史研究所的一位副所长搞的。在一些学术观点上,这位副所长和范老是有分歧的,最后学术之争变成了学派之争、门户之争,甚至敌我之争。

《评注胡适吴晗通信》被批判之后,《新建设》、历史研究所就把大字报送到了近代史所,污蔑范老是“王朝史学体系的祖师爷”。接着,所里有了“造反派”,很快戚本禹来插手了。1966年6月15日,造反派夺了权,批斗开始了。

所里的批斗虽然不像社会上那么野蛮暴力,但足以让人斯文扫地。比如,研究太平天国的罗尔纲,被造反派戴上纸做的顶戴花翎,弄成清朝官员的样子,游行批斗。因为这篇“假批判,真包庇”的文章,《历史研究》停刊了,主编黎澍首当其冲受批斗。我、何重仁、丁守和等人陪斗。同在所里工作的妻子都快分娩了,也被拉去陪斗。7月初,妻子生下儿子,我给取名曰“畏”,取自龚自珍诗:“避席畏闻文字狱,著书都为稻粱谋。”

采访者:毛泽东主席曾出面保护范老,让他继续专心编修《中国通史》,您能具体介绍一下情况吗?

陈铁健:戚本禹在所里成立一个党史组,共五个人(近代史所三人,历史所两人,由丁守和负责召集),把我吸收进去了。时间不长,也没干成什么实际的事情。1968年1月,戚本禹被隔离审查,党史组不了了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不久,毛主席让他女儿李讷到范文澜家,转达嘱托,希望范老继续编修《中国通史》。范老让我参与编书组,可掌权的造反派不同意。遗憾的是,范老1969年7月病逝,未能实现重修通史的心愿。

1970年5月,所里开始下放学改。恰巧上面指示范老生前主持的编书组留京继续工作,负责《中国近代史》上卷修订、下卷续写,军宣队和工宣队就把我留下了。当时,留下的人有十一二位,余绳武领着改上卷、续下卷,他后来担任近代史所所长。我负责太平天国这一段,所以没下放。我妻子和同事们下放到河南息县劳动,到1972年才回来。等到所里大队人马回京后,我从通史组调到近代史组,继续做太平天国、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研究。

采访者:1974年《历史研究》复刊,请您谈谈在编辑部工作的情况。

陈铁健:1974年,《历史研究》复刊,由迟群主管。1975年初,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,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。《历史研究》重新交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,由原主编黎澍接管,在和平饭店租房办公。黎澍从近代史所借调丁守和、丁伟志、严四光、陈文桂和我到编辑部工作。为了组稿,我到处跑,在昆明、成都、广州等地的大学,一待就是两三个月。到上海组稿最难,“罗思鼎”(上海市委写作组)对《历史研究》根本不买账。工农兵的稿子比重大,但质量不高,需要我们重新改写。我们自己也写一些应景的东西,但力争发表一点儿有学术价值的文章。

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刮起来后,编辑部内部也不平静。我因为在一次会议上说“对批邓反右不感兴趣”,便被记上黑账,幸亏有黎澍与丁伟志保护才幸免于难。很快又迎来“四五”运动,那期间我天天骑着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抄诗。大家用诗歌抒发怀念周总理、痛恨“四人帮”的心声。

1976年10月,“四人帮”一倒,黎澍就带着大家揭批。他派我和历史所的诸葛计到上海调查“罗思鼎”的情况。那个时期,《历史研究》的影响很大,不少文章还被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转载。这些文章在史学界、思想界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。

采访者: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,思想理论界开始活跃,您个人也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,请您简要谈谈。

陈铁健:这个时候,我开始涉入瞿秋白研究。我很早就读过瞿秋白的文章,没觉着他有问题呀!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以后,过去被作为党的领袖来纪念的瞿秋白,一下子被定为叛徒。太奇怪了,到底咋回事?这个大问号困扰着我。1977年,我从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回到李新负责的近代史二组,也就是现代史组,负责研究五四以后这段历史。这种安排,正适合我做瞿秋白研究。

我到二组没多久,胡乔木找李新、黎澍和廖盖隆,布置写《中国革命史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》和《毛泽东传》,并要求尽快写出来。1978年8月,我们到中央党校集中写稿。黎澍、郑惠、席宣、郑新如、徐世华和我是国史编写组成员。我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研究有兴趣,黎澍就让我负责写“文化大革命”史。对此,黎澍也犹豫,能写吗?但他又说:我们一定要写一部对得起当代、对得起后世的信史!他亲自找彭真、胡耀邦等人请教,有的人赞成,有的人不赞成,不赞成的人也是觉着不好写。我们几个组员到中宣部等单位搜集、复制“文化大革命”方面的档案,很忙。

我和郑惠还去上海调查姚文元批《海瑞罢官》的文章是如何出笼的,查阅“文化大革命”前上海市委的会议记录、《文汇报》定期上报中央高层的内部绝密情况报告,弄清了内幕。在上海,我们待了半个月,白天黑夜地忙。利用看档案的间隙,我开始写《重评〈多余的话〉》。回到北京后,我请同事们提意见,反复修改,后在《历史研究》1979年第3期发表。文章证明瞿秋白不是叛徒,受到茅盾、丁玲等前辈作家和党史学界的称许。

1979年5月,中央纪委成立专案组对瞿秋白、刘少奇、彭德怀、陈毅、贺龙等冤案复查。我被借调去参加瞿案复查组,在上海、杭州、常州、南京、无锡和长沙等地走访,调查与瞿案有关的人,还采访了瞿秋白在文艺界的故交。这些材料,为几年后撰写《瞿秋白传》做了充分准备。1986年,这本书出版。

采访者:您经历丰富,取得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。学术研究需要传承,您对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有什么建议和希望呢?

陈铁健:我个人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:

一要有敢于求真的品格。我始终认为,史学重实证。没有理论,历史照样可以留存,而没有真正的史实,再高妙的理论也无济于事。历史学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,求真是最基本的“史德”。弄清事情的真相,要重证据,靠史料说话。就像胡适所说的,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;像傅斯年说的,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材料。历史研究要细化,弄清一个个小问题,才有可能还原真相。看的材料多了,认真比对,进行科学分析,得出的结论才更可靠。

二要有开阔的视野。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,开阔视野主要靠阅读,没有庞大的阅读量是不行的。比如,黎澍老师指导我读马列原著,不仅要精读,读懂其中的基本观点、方法,还要结合时代变迁厘清哪些个别观点已经不合时宜,真正领会其精髓。又如,要深入了解某一段历史,需要查看当年的报纸、杂志甚至是闲书野史。读书、研究,一定要坐得住冷板凳。

三要会讲故事说道理。中国近现代历史波澜壮阔,是由诸多生动活泼的人和惊天动地的事组成的。我们的工作,主要是以文字的方式告知今人、后世。简言之,就是讲故事、说道理。你把故事讲生动了,人家才愿意接受;你把道理讲明白了,人家才会增长智慧。黎澍先生的文章,思想深刻,见解独到,而文字极其简洁精炼。李新老师的文字注重讲故事,他的讲话比写的文章还精彩,说理透彻,论文则写得相对少。这方面,我们还可以多向古人学习,学习他们的文章构思巧妙、文字简洁、文采飞扬,学习他们的精气神!

祝愿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虚心学习,扎实研究,不断进步!

采访者:谢谢陈老师!祝您健康长寿,学术长青!

来源：《北京党史》2016年第6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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